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超过百日，它不仅使加沙民众付出了超过2.4万人的生命代价，使以色列陷入严重的国际孤立和进退两难的困境，而且导致中东地区自2021年以来有所改善的地区安全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这种破坏集中体现在联合国主导的国际安全体制和国家主权原则受到严重冲击，地区冲突等传统安全风险上升，海洋通道安全危机、恐怖主义威胁上升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趋严重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又与新老热点问题的联动密切相关。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众多中东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轮番相互轰炸，使中东政治和安全局势如一团乱麻。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相互轰炸，土耳其持续不断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进行轰炸，伊朗以反恐为由对叙利亚、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以及巴基斯坦极端组织“正义军”进行轰炸，巴基斯坦对伊朗境内俾路支民族分离主义力量的轰炸（事实上是对伊朗轰炸的报复性轰炸），以及约旦以打击毒品组织为由对叙利亚南部进行的轰炸。

中东地区行为体持续不断的轰炸行为正是巴以冲突延宕、外溢导致地区形势不断紧张，地区安全环境恶化的集中体现，其背后涉及的矛盾和行为主体异常复杂。其中既交织着由于巴以冲突及其外溢引发的各种新老矛盾，也与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危机、库尔德人问题等旧有的热点问题存在密切关联，更与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阵线”之间的矛盾存在密切关系，同时还与恐怖主义问题、海洋通道安全问题、毒品问题等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存在密切联系，卷入其中的行为主体既包括众多国家行为体，还包括宗教政治力量、民族分离力量、宗教极端组织、国际恐怖组织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这种混乱局面真可谓矛盾斗争异常复杂，新老热点问题联动，行为主体复杂多样。

当地时间2024年1月18日，加沙地带南部拉法，巴以冲突持续，人道主义危机严重，流离失所者处境艰难。IC photo 图

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延宕和外溢是毒化地区安全环境的主线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除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仍在持续冲突外，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也门胡塞武装与美国、以色列之间冲突的程度和范围也在升级和扩大，尤其以美英等对胡塞武装的本土目标进行打击，胡塞武装报复升级最为引人注目。

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也门胡塞武装与美国、以色列之间冲突，其重要原因是声援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和美国施加压力，从道义和伦理的角度有其相当的正义性和代表性，但冲突双方的行为又都有违反国际法、破坏国家主权原则等特征。

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又与旧有的热点问题及矛盾冲突存在密切关联，如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长期矛盾，以及长期以来特别是“阿拉伯之春”后美国、以色列对叙利亚的经常性轰炸。

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也极大刺激了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长期矛盾，并在伊朗对叙利亚、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轰炸中得到了体现。尽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认领了1月3日对伊朗克尔曼地区的恐怖袭击，但伊朗仍把报复空袭的目标指向美国、以色列支持的库尔德人力量。

为恐怖组织卷土重来提供土壤

在最近的系列空袭中，反恐成为地区国家对他国进行空袭的主要借口，并严重侵蚀国家主权原则。恐怖主义的重新抬头并破坏地区安全环境，某种程度上也与巴以冲突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在历史上，“基地”组织和 “伊斯兰国”都以巴勒斯坦问题为由进行意识形态构建、组织动员和人员招募。因此，新一轮巴以冲突无疑将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的卷土重来提供土壤，同时导致地区域内外力量围绕反恐的矛盾斗争再度加剧。

中东域内外国家把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定性为恐怖组织，以反恐为由随意进行越境打击，不仅严重侵蚀国家主权原则，也对地区安全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在最近发生的空袭中，不少国家都是打着反恐的旗号对他国的目标进行空袭——伊朗对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的轰炸，土耳其对叙利亚、伊拉克的轰炸都是以反恐为名进行的。土耳其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特别是2011年叙利亚危机以来持续对叙利亚、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进行轰炸和越境打击，都是以打击“库尔德工人党”为名。伊朗对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的轰炸，其目标指向是与克尔曼恐怖袭击存在联系的境外力量，既涉及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力量，还涉及到巴基斯坦的极端组织“正义军”，并导致巴基斯坦进行报复性空袭，进而使冲突外溢到南亚的风险上升。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新一轮巴以冲突后又在故伎重演，任意把某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例如，特朗普时期曾把胡塞武装定性为恐怖组织，拜登政府上台后为缓和也门危机，曾把胡塞武装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去除。但是，由于红海危机爆发后胡塞武装与美国的冲突加剧，拜登政府再次把胡塞武装定性为恐怖组织。因此，地区域内外国家以反恐为名，谋取地缘政治目的的做法有可能再次大行其道，进而极大地加剧地缘政治紧张，恶化地区安全环境。

此外，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也会利用巴以冲突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挑拨地区国家的矛盾，进而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条件。“伊斯兰国”选择美国暗杀伊朗将军苏莱曼尼纪念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极大地加剧了伊朗与美国、以色列之间的长期结构性矛盾，伊朗把此次恐怖袭击视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与以色列摩萨德合谋的结果，便是这种效果的体现。

非国家行为体、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中东安全影响巨大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形形色色的非国家行为主体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中东政治和安全的影响更加显著，最近中东地区发生的频繁冲突和空袭，既涉及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也涉及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简而言之，中东的“两非”问题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并在中东地区治理中进行综合治理。

中东地区的非国家行为体除了地区国际组织外，更多是次国家行为体（很多也是跨国家行为体），其形式大致有三种：

其一，具有地区和国际渗透、影响能力的宗教政治组织，如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的“人民动员力量”等什叶派政治力量，都在巴以冲突外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二，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宗教极端组织和国际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是这类行为体的典型代表。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伊斯兰国”在伊朗制造了大规模恐怖袭击，并成为伊朗对外发动空袭的理由。未来极端组织在中东和全球范围内的反弹仍不容小觑。

其三，寻求分离独立的跨界族群力量和少数族群力量。在最近的空袭中，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力量，伊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俾路支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力量，都属于这类行为体，特别是跨中东四国的库尔德力量与中东各方存在盘根错节的关系，既被域内外国家所利用，也被域内外国家所打击。

此外，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凸显了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交互影响。中东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表现为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难民问题、海洋通道安全（特别是海盗问题）、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特别是新冠疫情）、粮食安全、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等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中东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安全威胁互动或叠加的情况非常突出。例如：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危机、利比亚战争等传统安全问题对于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滋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又引发或加剧地区冲突、民族冲突、族群冲突、反恐战争等传统安全威胁，如域内外国家围绕打击“伊斯兰国”的复杂矛盾斗争。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互动和叠加的情况在近期的中东乱局中均有所体现，如胡塞武装与美国、以色列的冲突对红海海洋安全的威胁，伊朗遭遇恐袭引发其对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进行空袭，约旦以打击毒品走私为名对叙利亚的空袭等。

新一轮巴以冲突引发的冲突乱象对中东地区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进一步凸显了巴以冲突停火止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长远的角度看，中东国家应珍惜近年来之不易的地区和解潮，致力于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独立自主、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地解决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中东地区才能够真正走向和平与安全。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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