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中国足协新任主席宋凯在一次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中国足协绝不能再出奇葩政策，这是底线，所出台的政策要符合社会预期”，这一表态引发广泛关注与热议。

此次宋凯履新面临的情况是，足坛反腐的风暴余波荡漾，社会各界对中国足球啧有烦言、物议不少，中国足球仍然处在低谷期。

此次宋凯“不能出奇葩政策”的发言，为他赢得不少肯定之声。原因无他，中国足协在过往几年推出了不少事倍功半乃至适得其反的奇葩政策。以前几年足协推出的“U23（23岁以下）球员新政”为例，这项政策初衷是让年轻球员在联赛中得到更多的出场时间，培养更多优秀国内球员。但从政策制定到执行的过程中，外界目睹了一场场“奇葩无下限”的闹剧。

2017赛季职业联赛，中国足协的规定是，报名的18人名单中必须有两名U23球员，其中必须有一人首发。结果各个球队为了优先保证成绩，搞出了“换上年轻球员就换下”“补时阶段再换上来刷数据”的操作。

而在2018赛季，足协将这项政策升级为“U23球员上场人数不可少于外援登场人数”。这项政策最终事与愿违，各个球队宁肯不上外援，也不敢给U23球员机会，如何安排U23球员登场“刷数据”，甚至成了各队教练的“算术题”。2023年，U23政策只得取消。在六七年的时间里，这项政策成了典型的“任务蠕变”，目标与手段完全脱节，还虚耗大量资源。

U23政策的奇葩之处，在于违背足球运动的根本规律，也违背职业联赛的市场规律。年轻球员如果有实力，不需要政策帮助也能抢到出场时间；没能力的年轻球员即便强行给他们时间，也不会赢得首发位置。强行要求“给机会”，看似在锻炼年轻球员，最终却伤害了所有人的利益。这番强行倒果为因的操作不但惹来外界嗤笑，揠苗助长的过程也收获一地鸡毛。

U23政策也仅仅是中国足协不少奇葩政策中的一种。因此，如果想让中国足协的工作“符合社会预期”的话，如果想搞好中国足球的话，应当考虑的未必是“中国足协应当做什么”，反而是“中国足协不应做什么”，这恐怕才是新一届足协领导班子应当记取的教训。

从宋凯的发言看，“不能出奇葩政策”是立论的基调，也有“青少年竞赛体系一定要保持稳定”的愿景，表现出拨乱反正的雄心。其实顺着这个思路延展下去，还可以深入思考，“中国足协”与“中国足球”究竟应该呈现什么样的二元关系，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期待。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搞好中国足球，难道就真的只能靠中国足协吗？答案恐怕并非如此。

评价一国足球是否繁荣，同样不能单纯以国家队的比赛成绩作为标准，在此之外还有联赛体系、足球产业、足球文化等多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一国足协是没有能力大包大揽，也没有权力去发号施令的。指望以行政之手就可以振兴一国足球，是完全说不通的。

足球是一门非常科学的运动，回归客观规律才能真正搞好足球，而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足协还是不应太高估自身的能力，更不能人为扩张自身权力，指望以一己之力可以从根本上改进“中国足球”这么一个庞大的复合概念。与其说中国足协的目标是做好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倒不如说应该朝着一个好的服务者努力，做好行政服务的工作，让民间足球机构自己做主，让市场来判断选择。

事实上，中国足球并不缺乏民间基础。中超联赛的高上座率，“村超”的火爆满场，都在显示中国足球文化的潜力与足球产业的可能。中国足协应当做的是尊重民间足球体系的自治与自建，至少不去用“奇葩政策”破坏仍在繁育生长的足球土壤。

阿根廷名宿巴尔达诺曾表示，“足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所有人都要对这项奇妙的运动有一点主人翁意识，足球亦需要所有人都对它有一点掌控。否则的话，权力过度集中必然产生腐败，即便是足球这个行业，也没有人能超越这个规律。”从管办分离到“做好服务”，中国足协“不出奇葩政策”的表态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是时候把足球这项奇妙的运动，交给每一个爱好足球的人了。

王兢

责编 陈斌